美日回迁,曹德旺担忧全球产业链“去中国化”,真正该警惕的是这个

作者:2652779265@qq.com
发布日期:2020-04-20 10:56
       全球产业链很难与中国脱钩,也没有必要与中国脱钩,但分散供应链风险将成为主流选择。制造业“零库存”是造成供应链中断的核心原因,值得警惕。

新冠病毒不仅感染人类,它还在“感染”全球化。

 

最近,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迁出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多。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·库德洛(Larry Kudlow)在接受Fox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,美国政府应允许公司抵扣包括从中国迁出在内的全部资本支出成本,因为美国政府正在寻找办法来振兴经济。

 

另据彭博社报道,日本经济产业省于近期推出了约22亿美元的资金,集中用于鼓励提高日本本土的生产制造能力,并试图将具有制造生产能力的产业从中国迁出,回到本土或者迁至东南亚发展。

 

新冠疫情凸显了很多跨国公司对供应链缺乏足够了解,这一点与2008年次贷危机很像。当疫情爆发,供应链中断的情况一级一级开始传导时,人们才猛然醒悟,原来全球贸易已经变得如此复杂和相互联系,一个地方的危机可以快速传导到其它地方。

 

民族主义者和鹰派人士正在大力鼓吹制造业自给自足。美国白宫贸易顾问彼得·纳瓦罗(Peter Navarro)表示,美国对中国的关键医疗用品和药品的依赖是一个“警钟”。

 

纵观历史,两次世界大战曾使自由贸易摇摇欲坠。冲突过后贸易回升,直到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,以邻为壑的关税造成另一次剧烈收缩。之后又回升,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破坏了人们对全球化的信心。新冠疫情无疑又是新的巨大变量,疫情后的世界会怎样?

 

Key Takeaways:

 

  • “美国政府为企业回流买单”是误传,回流费用抵扣税是可能的;

  • 日本鼓励企业迁出中国,主要基于降低供应链对单一节点集中依赖的风险,供应链分散化在未来可能造成小幅迁出;

  • 短期不会有实质性的“产业链大规模迁出中国”,因为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企业投资意愿下降,此时现金为王。并且中国在复工中展现的管理能力远胜于其他新兴市场;

  • 制造业一直在以过高的效率运作,而没有考虑地震、流行病和其他灾难带来的风险,普遍采取的“准时生产制”(加快半成品流转、零库存)是造成供应链中断的核心原因;

  • 疫情后对于制造业,可能采取类似于金融危机后,政府强制要求银行保持大量流动资产以防遭遇挤兑的举措,要求关键行业的企业保持零部件最低库存;

  • 贸易问题政治化是难以预测的最大变量。

全球化的丧钟正在敲响?

 

如今我们的世界是高度连接的,这个供应链将工厂跨越国界和海洋连接起来,使生产成品的工厂能够从世界各地采购零部件和原材料。

 

但新冠病毒播下了让全球供应链混乱的种子。中国是世界工厂,疫情后各国民粹主义抬头,供应链震荡令很多反全球化人士鼓吹“迁出中国”。

 

全球都依赖于中国生产。例如3M的N95口罩有三分之二是在亚洲制造的,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中国;全球绝大多数抗炎药布洛芬是在中国制造的;意大利进口的血液稀释剂有近四分之三来自中国;日本进口的抗生素有60%来自中国,德国、意大利和法国进口的抗生素有40%来自中国;武汉光谷的重要公司长飞光纤光缆(6869.HK),生产了全球55%的光纤光缆材料;印度和日本的制造商有60%的进口电子元器件来自中国,美国制造商则大约有一半……

 

当上游供应商无法供货,下游生产商也无法开工,整个制造业都处于暂时停摆状态。上个月,全球第五大汽车制造商现代汽车(Hyundai)的韩国工厂停产,原因是中国制造的零部件短缺;由于越南一家生产游戏机的工厂无法从中国获得关键零部件,任天堂(Nintendo)推迟了游戏机新产品Switch投放美国和欧洲市场的时间。

 

美国鹰派人士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·霍利(Josh Hawley)发布了一份备忘录,建议将要求制造商开始使用更多来自国内供应商的材料,并向制造商提供投资补贴,以鼓励他们将生产迁回美国。他说:“我们需要让美国工人能借着这个机会一举崛起。”

 

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也表达了担忧:“在疫情后,各国都想建立独立完整的产业链,全球产业链会被简化。疫情后全球产业链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,我们一定要警惕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。

 

不过,在新冠疫情之前,跨国交易就已经出现了问题。根据路透社的数据,去年跨国并购交易量下降了约25%,而总体并购交易仅下降了3%。自2015年后,全球贸易量就出现了下降趋势。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,保护主义变得更加公开。

 

疫情爆发后,医疗用品贸易限制的扩散速度,几乎和病毒扩散一样快,这给民族主义者递上了新弹药。据《全球贸易警报》(Global Trade Alert)统计,自今年年初以来,已有50多个政府对医疗用品实行了出口限制。德国停止向瑞士出口24万个口罩;法国暂停履行向英国卫生部门提供数百万个口罩的合同;印度是非专利药物的主要生产国,也对一系列医疗用品和药物实行出口限制;欧盟生产了全球一半的呼吸机,也限制了其出口。

 

面对这一问题,美国另一位鹰派人士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·卢比奥(Marco Rubio)则表示:“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刻,作为一个国家,我们必须问自己,你必须保留哪些关键商品的生产能力,即便无法得到最具效率的结果。”

 

当经济增长减弱时,贸易保护主义往往就会增加。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,美国国内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,连续三周申请失业金的人数约1680万人。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·库德洛(Larry Kudlow)所提议的振兴经济办法,就是让制造业回流美国,“可以将回流支出100%直接费用化(immediate expensing),包括厂房、设备、知识产权结构、装修等。”

 

不过这并不等于“美国政府为企业回流埋单”,而是把这些因为回流造成的费用抵扣税,通过帮助企业减少税负来实现。并且由于美国是联邦制,“由政府为企业回流埋单”在操作层面上并不容易。

 

抛开政治因素,如果站在企业角度来看,要想让供应链跨过太平洋,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将供应链搬回美国意味着巨大的资本支出,包括建立新工厂,而那些依靠中国低廉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利润,都将因此而抵消,这是跨国大公司(例如苹果)和华尔街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。

 

摩根士丹利(Morgan Stanley)与众多跨国企业决策者们交流后认为,疫情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产业链的搬迁趋势,而非加快。

 

摩根士丹利给出了两大理由:

 

一、搬迁意味着新投资,但全球衰退阴霾导致无人愿投。经此一疫,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才能恢复原有的元气,中国以外的拉美、东欧、东南亚新兴市场不乏薄弱环节,易被疫情、汇率、债务三杀成多米诺骨牌,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、减少投资,而非新资本开支。调研发现,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,或者在其本国加大自动化投入,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。

 

二、以TMT产业链为例,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,中国在复工中展现的管理能力,进一步验证了它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。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内,疫情受控,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,不论是红黄绿码技术应用,还是体温、口罩、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,以及员工的配合度,都远胜于其他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,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。

 

曹德旺也认为,疫情后在短期内,各个国家很难构造出独立的产业链和工业体系,全球产业链也难以在短期内发生逆转性的变化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,欧美一直实行去工业的政策,大力发展虚拟经济,很多产业已经断代。如果要重新恢复制造业,形成独立的产业链体系,有很大的难度,例如缺投资人和劳动力。欧美工会制度的存在,客观上也阻碍了制造业的发展。

 

至于疫情之后的世界会怎么样,如今大家都在揣测,但疫情促使跨国公司在下一阶段都更重视数字基建,例如云服务、IoT、远程等。中国正好公布了在5G、数据中心、IoT等数字基建上加速的新政,而中国制造业在下一阶段的优势将从人力、土地成本转向商业基础设施优势,这可能会使中国制造业得到加强而非削弱。

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阵痛

其实源自过度追求高效率

 

日本对于“产业链迁出中国”的态度最为务实,它所代表的趋势可能是疫情后各国的主流选择。

 

日本基于供应链风险分散的原则,推出了约22亿美元的扶持资金,企业可自愿选择把一部分产业搬出中国,并不限制去向,回流日本或去东南亚都可。

 

从经济上看,新冠病毒与福岛核事故所造成的危害有共同之处,这种危险源自供应链地域高度集中,并且采取准时生产制(Just-in-time manufacturing),而不是国际供应链本身。

 

之所以会有全球价值链,这个链条的设计是为了使效率和利润最大化,每个国家有各自的优势产业,再互相贸易。随着劳动分工越来越细,一个产品的生产链条越来越长,而对于那些高度复杂的产品(例如汽车),准时生产制应运而生,这个系统要求每个环节严格按照时间工作:在所需要的时刻,按所需要的数量,生产所需要的产品。

 

例如工厂在需要零部件时去网上下订单,依靠全球运输网络,按照与生产同步的时间表交货。这个系统加快了半成品流转,企业不需要储备大量零部件,库存最小化,但它需要及时的运输。

 

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(福岛核事故)中,许多微芯片的下层供应商聚集在震区附近,而当时的全球微芯片供应链依赖于此。例如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商因此受到影响,因为他们从日本一家公司采购的微芯片无法按时到货,并且缺乏其他供应商替代,汽车生产不得不冻结一段时间。事故过后,许多大公司看到了风险,将部分供应商采购转移到了台湾。

 

值得注意的是,这些大公司并没有因此转向在自己国内生产芯片,因为这样做效率太低。相比于在任何单一地点进行全产业链生产,全球范围的本地专业化生产能够带来更好的产品,和更低的价格。就像芯片产业链那样,最好的芯片制造设备来自荷兰,最强大的芯片设计出自美国,最好的代工厂在台湾。

 

基于此,全球产业链很难与中国脱钩,也没有必要与中国脱钩。但分散供应链风险将成为主流选择,“弹性”将成为新的流行语,一部分产业链迁出中国是可能的,以对冲某个生产商或地理区域供应中断,或是贸易政策变化的风险。

 

制造业一直在以过高的效率运作,而没有考虑地震、流行病和其他灾难带来的风险。制造业也应该从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中吸取教训,就像金融危机后政府强制要求银行保持大量的流动资产,以防遭遇挤兑,对于关键行业的制造业企业,也可以实行类似的规定,要求它们保持关键商品的库存。

 

当然,这意味着要建立冗余,放弃以“零库存为荣”的惯例,成本肯定会上升,但这比民族主义者所鼓吹的“全部在国内生产”要高效得多。

 

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制造业回迁发达国家的案例,但那些往往是多方因素促成的结果,比如服装行业最近出现了“近岸生产”。据路透社报道,李维斯(Levi's)正在部署全自动技术,用激光对牛仔裤进行最后的“磨损”处理。这一需时90秒的工序在最终市场附近完成,过去在低成本国家要用掉一名工人半小时的工时。

 

但这并不是基于“把工作带回本国”,而是为了满足客户需要,同时因为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导致人力成本降低。谁是“本国”?大型现代化企业的客户、员工和股东是遍布全球的。

新冠疫情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?

 

全球协作无疑仍将继续,从计算机到汽车,生产复杂的现代商品需要如此多的协调,对于大规模生产来说,一种纯粹本地化的工业形式几乎不可想象。我们不太可能看到大批美国人坐在工厂里缝制衣服,或是在生产线旁把电子元器件插在线路板上。

 

世界贸易组织(WTO)此前预测,今年全球商品贸易额将较2019年下降13%-32%,取决于疫情的控制程度。根据这个预测,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可能会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,当时全球商品贸易下降了12%。

 

这场危机证明了未来供应链可能被缩短,并且要减少对特定节点的集中依赖。基于供应链风险管理的考虑,再叠加政治因素,可能造成部分产业链从中国小幅迁出。

 

但短期内很难完成一下子迁移的举措,因为此时企业强调储备现金,全球经济衰退导致投资意愿不足。并且在全球,很难找到一个像中国这样有巨大本土市场、勤劳工人、先进管理、稳定社会环境和货币的国家。

 

另一个趋势是对准时生产制的修正,这也是对过于追求效率的改变。在制造过程中,需要增加库存冗余以确保更大的弹性,当然这会导致制造成本上升,利润下降。

 

而对于那些出于安全考虑的行业,例如医疗、芯片等,各国着手建立更加独立、完整的产业链将是趋势,反全球化的阴影在所难免。

 

在完全自给自足和相互依存的两个极端之间,理应保持多元化的平衡。